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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题开头宝典三

觅游宋于字 觅游新传考研 2022-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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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作者丨觅游宋于字
编审丨觅游侧影学长
排版丨美工弟弟SC


后真相


研究背景

1992年,美籍塞尔维亚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在美国《国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里使用了“后真相”一词。


特西奇认为随着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和海湾战争等事件的幕后事实被揭露,说明统治者在竭力压制令他们蒙羞的真相,封锁坏消息,民众则竭力从中辨别出真相,并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活在一个后真相(post-truth)的世界里”。


2015年,美国媒体人和学者杰森·哈尔辛(Jayson Harsin)在《后真相制度、后政治与注意力经济》(Regimes of Post-truth,Post-politics, and Attention Economies)一文中提出了“后真相制度”(regimes of post-truth)一词。


哈尔辛从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和真相的理论视角出发,认为现代社会正在从“真相制度”(regimes of truth)转向“后真相制度”。


前者对应的是媒体、政治、教育机构与科学话语及各类真相仲裁者之间的紧密互动建立起来的规训社会;后者对应的却是控制社会,权力利用“真相市场”(truth market)压榨了参与、生产、表达以及传播、消费、评价的“自由”。(图源网络)


由此可见,“后真相”主要缘起于西方政治运行中对民众隐瞒不光彩的事实、进行选择性披露、诉诸情感刺激,乃至有意欺瞒而形成的政治文化,后来也被用来指涉社会生活中对真相进行加工、润色或说谎的行为机制。


特别是随着推特等新媒体的兴起,“后真相”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在选举中被大量地运用,重视事实的传统新闻机构的话语权逐渐旁落,西方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与真相脱节,步入了所谓的“后真相时代”。
相关数据

2016年11月22日,牛津词典宣布“后真相”(post-truth)当选年度词汇,该词与2015年相比使用频率约增长了2000%。


不同于“post-war”(战后)、“post-match”(赛后)等表示某一特定的情境或事件之后的词语,“后真相”并非时间先后的表征,而是像1945年出现的“post-national”(后民族的)、1971年出现的“post-racial”(后种族的)等概念一样,其内涵大大地拓展和延伸了。

(图源网络)


名家观点观点一《乌合之众》的作者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早已经揭示过所谓的“后真相”现象:


“考虑事物虚幻的形状,远比考虑它们的真正形状更重要,因为只有它们,是我们能看到并加以再现的形状。有时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着更多的真理。”

(图源网络)
观点二胡翼青在2018 年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会上曾提到“真相是对于共识的想象”。汪行福认为“后真相本质是后共识。


当一个社会失去对基本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共识,观念传达与接受之间就会短路,其结果是,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地相信事实,或者拒绝真相,或者相信‘另类事实’。”
热点案例案例一

2018年1月30日,澎湃新闻发布报道《寻找汤兰兰:少女称遭亲友性侵,11人入狱多年其人“失联”》,新浪网、凤凰周刊微博等随后转载。


由于澎湃新闻报道配图披露了受害人的个人信息,澎湃新闻开始遭到网友指责。次日,报道的记者开始遭到网友的谩骂和人肉。


在澎湃新闻的报道展现出了对案件审理的质疑,但在事情不明朗的情况下做了倾向性的煽情表述。


例如澎湃新闻的新闻标题是《14岁的她以性侵等罪名把全家送进监狱,然后失踪了》,增加了事情的离奇性,将全家进监狱的原因归结于汤兰兰;


报道结尾,记者引用汤兰兰母亲的话——“孩子造下这么大祸,我永远欠他们的。” 更树立了一个“等待迷途羔羊”的母亲和一个“说谎的汤兰兰”形象。 


在中国传统的人伦社会中,公众容易将“法”与“情”杂糅,以朴素的正义感和人情观念作为判断事物好坏的直接标准。


但现代法治理念要求以法律为准绳,这就要求在新闻报道中不能煽情以误导公众认知或预设立场,使读者忽视案件的法理和恶果,转而对某一方同情。


对抗式调查报道中,记者应当将客观调查与个人感受相分离,不应让报道带有偏袒和暗示,使其得以揭示事实。

(图源网络)



案例二

在“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 发生后、真相尚未调查清楚之前,社交媒体一度被各种谣言充斥:从最开始的女司机“逆行”导致事故的谣言,到有一名学生成功跳窗逃生,再到司机彻夜K歌导致睡着等各种版本在网上流传……


当该事故的真相被公布之时,其实是带来了全民的激愤和失望,一车人的惨痛遭遇竟然只是因为两个人(乘客和司机)的疯狂行为,在这件事故的真相“尘埃落定”之后,网络舆论再次涌向与此类行为相同的各种真假视频上。


“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为全民上了一次代价惨重的基础安全教育课,但并没有多少人 会反思,在这期间自己满腔善意转发出去的竟然是离真相甚远的假消息。这是一次基础媒介素养教育的缺失。


案例三

2018年11月26日,有媒体报道称,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由于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病毒HIV。


消息一出,迅速激起轩然大波,震动了中国和世界。随后,中国工程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等机构及相关研究团体相继发表声明称:


此次事件性质极其恶劣,已要求有关单位暂停相关人员的科研活动,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至此贺建奎及实验关联方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暴露出我们在科技伦理领域的传播仍然滞后于科技进步的速度。


但从起初媒体的宣传报道上看,显然媒体传播者没有认真考虑传播中的伦理以及该事件背后涉及的科学伦理。


在这个事件的传播中,大部分的网民对基因方面的专业技术一无所知,但是随着事件的展开,让所有关注此事的网民都深入地理解了科学伦理对我们人类意味着什么。

(图源网络)


学术概念

牛津词典对“后真相”的释义为: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情形,即诉诸情感和个人的信念要比客观事实对形塑公众舆论的作用更大。


“后真相”的前缀“后”(post)并不是单纯地指时间上的先后,而是指重要程度的大小,即客观事实相较于情绪而言,显得不是那么的重要。


“后真相”一词早已存在,直到1992年才被赋予新意,它被评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与2016 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分不开的,如英国脱欧和美国的总统竞选等。


 “当下中国的网络舆论场体现出‘后真相’的特征:成见在前、事实在后; 情绪在前、客观在后; 话语在前、真相在后; 态度在前、认知在后。”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新闻价值的标准也发生了转变,由“时新性转向 实时性,显要性转向实用性,接近性转向亲近性,趣味性转向媚俗性” 



新闻专业主义


研究背景美国学者罗森曾说: “大众传媒的时代不过是一个时代 , 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他认为, 公民新闻传播的时代已经到来,传统的大众传媒将被公民新闻所取代。以至于有人进一步追问,作为新闻业重要标志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否也将不复存在。

名家观点观点一

施拉姆在其著作《大众传播的责任》中对“专业”的概念作过介绍。他说,专业者, 是为完成 某一种重要公众服务而存在的行业。


专业人员大部分并非受雇于他人的。专业人员与大众中接受他有明浸务的少数分子之间保有紧密的关系。


一般而言 , 他们在被获准从事于某一专业前, 须显示出获有专业的独特知识。他们为了获取专业知识 , 大体上都曾花很长的时间在专业学校中, 这些学校为研究、批评与讲学的中心。


每一专业人员都有其良知 , 一般表现在行为规范之中。如果他未能做到, 权威机构在接受领袖分子的指示以后, 有权禁止他继续从业这一专业。


每一个专业都有其传统, 会员应该不计较报酬地去完成所需的公众服务。譬如说, 医生对病患, 应出之以最合乎伦理的态度, 纵然他采用“江湖医生”的作风可以赚大钱他应尽力救助病患, 即使对方无法支付酬劳。


诸如此类的德性, 不胜枚举。以上所述, 为真正专业所具有的特性的一部分。

(图源网络)


观点二

韦伦斯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 , 一个职业转变为专业, 需要经过五个阶段:

开始努力成专职或全日制的职业;

建立起培训学校;

形成专业协会;

赢得法律支持以能自主掌握自己的工作;

专业协会公布正式的道德准则。


韦伯(Max Weber)认为,人类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是人类行为从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不断转化为理性行动,尤其是理性化程度最高的目的合理性行动,是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运动方向,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


人们渴望着自由、全面的发展,可惜的是工具理性恰恰束缚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压抑了人们的感情和道德,使人们成了工具和目的的奴隶。


新闻专业主义是自由媒体市场发展的产物,是针对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等新闻媒体的公共善的挤压提出来的。


但媒体的自由市场很快成为为了双刃剑,一方面它使得媒体组织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性,另一方面,媒体越来越屈从于商业利益商业利益从此主导着媒体运营。

(图源网络)


热点案例2018年9月14日上午10:20分左右,腾讯新闻率先推送一条“表演艺术家朱旭去世,享年88岁”的新闻。


随后,各家新闻APP快速反应,包括澎湃新闻、看看新闻、封面新闻在内的多家媒体,数分钟之内抓消息、抢新闻,迅速且无脑地推送了朱旭先生过世的“腾讯同款”消息。


10:50分左右,这条悲伤的消息被人民日报客户端辟谣,其在推送中强调“网传人艺著名演员朱旭今日去世,据人民日报记者核实,该消息不实,朱旭目前仍在医院治疗中。”


乌龙事件的出现,一是说明当下的新闻环境浮躁,二是说明在这浮躁状态下,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

(图源网络)
学术概念

潘忠党、陆晔指出,新闻专业主义在19世纪末开始形成,强调传媒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的收集、整理、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责任。


在此基础上,它还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


弗里德森把专业主义看作是“组织化的自治”,以防止外部干涉和控制。从这意义上来说,专业主义就是第三种社会控制的方式,以区别于市场控制和政治控制。



非虚构写作


研究背景

2015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


她的获奖更是被不少人认为是非虚构写作的一次胜利,阿列克谢耶维奇通过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完成写作,所写的内容涵盖了切尔诺贝利事故等重大历史事件,由此在国内引发了一系列对于非虚构作品的探讨。


在西方,“非虚构”进入公众视野和美国20世纪60年代争取民权和反战运动的兴起息息相关。


当时美国社会弥漫着对抗文化,年轻人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希望能够展现个人风格并开始质疑新闻报道的客观性。著名媒介社会学学者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认为反对客观性的原因一部分源于文学传统。


“文学传统在新闻界根深蒂固,它鼓励记者撰写精彩的故事,而不是四平八稳地客观报道, 要求文采飞扬、感人至深。” 这一种理念影响了当时文坛的文本创作,并在《时尚先生》《滚石》《纽约客》等杂志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非虚构作品”从广义上来说包括了传记、报告文学、游记、散文等写作样式;而狭义上“专指美国60年代兴起的非虚构小说、新新闻报道、历史小说等新的写作样式或体裁。”


这样的写作手法并未对当时的报道产生太大的冲击,但它的理念对后来的新闻报道方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1978年普利策设置的特稿奖也从侧面反映了评委会对于新闻报道文学性和创造性的高度认可。(图源网络)
热点案例案例一

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专栏,“非虚构”三个字的含义突破原有的桎梏,第一次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并进入主流文学话语之中。


专栏开设时,《人民文学》的编辑特意写道:“这一期我们新开了一个栏目,叫《非虚构》。


何为‘非虚构’?一定要我们说,还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认为,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我们也希望非作家、普通人,拿起笔来,写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传记。


还有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所写的那种非虚构小说,还有深入翔实、具有鲜明个人观点和情感的社会调查,大概都是‘非虚构’。”

(图源网络)


案例二

“真实故事计划”(Truman Story)于2016年7月由雷磊创办,创办一年之后,粉丝量就达到了100万,并且在2017年完成了1200万元的A 轮融资。


截至2019年8月12日,“真实故事计划”微信公众号的关注量有174万,活跃粉丝大约有100万,已经发布原创文章726篇。


在清博大数据网站上的非虚构写作平台的微信公众号榜单里,“真实故事计划”长期居于第一名。用户生产 (UGC)是“真实故事计划”平台上非虚构文本的主要生产方式。


可以说,真实的故事支撑起这个非虚构写作平台的整个框架,而故事中的情感互动则是整个平台有血有肉的部分,也是这个平台的内核。


学术概念

非虚构写作的概念最早出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马丁路德金和正在准备参选的肯尼迪被枪杀,黑人平权运动和女性平权运动在得不到主流的回应后,走向愤怒和暴烈。


人们想卸去二十世纪悲剧式的重负,而寻求一段时间的轻松的快乐和浅薄的感受。


“嬉皮士”们成为了当时年轻人身上的普遍标签,他们拥抱东方宗教、毒品和社会运动。


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让五十年代小说原本的说教属性变得不合时宜,社会现实的发展已经跑到了小说家想象的前面,每天的现实变得甚至比最好的小说更离奇动人。


这使得小说家被迫作出改变,转而将现实生活作为表现对象。这种针对现实而写作、对现实进行回应的小说被命名为“非虚构小说”。


非虚构写作的概念从广义上包括了传记、报告文学、游记、散文等写作样式;而狭义上专指美国60年代兴起的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新新闻报道(new journalism)、历史小说(history novel)等新的写作样式或体裁。


非虚构写作是特稿的延伸,“在科技和商业的影响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群也越来越多元,硬新闻已经无法展现这种多元与复杂,纵览式、生态式的长篇非虚构写作,能够帮助受众更好认识当下的社会和社群”。

(图源网络)



信息茧房


相关数据

Facebook 每天产生4PB的数据,包含100亿条消息、3.5亿张照片和1亿小时的视频浏览。


据Smart Insight统计,目前,全球每天有多达35亿次搜索来自Google,相当于每秒4万多次搜索。而在中国,百度更是面对着每天60亿次左右的搜索请求。 


与如此大的信息量相比,个人的信息系统的容纳量就愈发显得渺小、狭窄甚至不够多元。


同时, 在如此浩瀚的信息海洋里固守一些自己习惯和评价较好的信息菜单和信息渠道,甚至可以解释为在信息过剩时代的某种自我保护,是现代人以个体为基础信息消费的必然结果。


名家观点观点一

香农(ClaudeE Shannon) ,“信息论”的提出者,他认为“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


但同时,“香农将信息论限于工程传播,并告诫科学界防止将之过于广泛地运用于所有类型的人类传播。

(图源网络)


观点二

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霍夫兰(Carl Hovland)所提出的“个人差异论”其实早已阐述了受众的 “选择性和注意性”理解。


该理论认为,在大众传播提供的信息面前,个人由于需要、习惯、信念、价值观、态度、技能等等多方面因素的差异将对信息作不同的选择和理解。


对这一理论的理解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展开的,如果说大众传播时代,在相对局限的内容中这种“个人差异”主要体现为对统一的大众媒体上信息的理解,那么信息技术与移动互联技术所共同促成的当下海量信息与个体化消费的现状,则将更多的“个人差异”指向“选择”,每个人的个人媒介选择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图源网络)


观点三

早在互联网前期,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就曾预言过“the Daily Me”(”我的日报”)这种模式的新闻信息接受模式将会出现,用户可以在其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并发表自己的观点。


观点四

清华大学教授彭兰在《网络传播概论》中认为,如果用户只选择满足自身需求的信息,其结果可能会“作茧自缚”,使自己困在一个封闭的空间。


北京大学教授胡泳在《新词探讨:回声室效应》中指出,个性化推荐会减少用户自我意识,使其认为与自己的信念相抵触的事实都不存在。

(图源网络)


热点案例“天天快报”新闻客户端是依托 “精准算法”读取用户的浏览记录、地理位置、性别、年龄等数据,为用户“量身定制”新闻信息,其传播结构是“个人兴趣+内容关联+个性算法”。


“天天快报”虽然设立了用户吐槽模式和评论系统,但大部分用户更愿意默默地去读取天天快报所推送的新闻。


所以用户更多的是去接收符合自己兴趣的信息,这样用户就十分容易将自己对外界的认知和了解禁锢在自己的圈子里,造成用户视域狭隘。

(图源网络)
学术概念

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在《信息乌托邦》中首次提出。


他用“个人日报”来形容互联网用户在海量信息中以个人喜好选择接触有兴趣的信息,进而对其他内容排斥与无视,长此以往形成“信息茧房”。


桑斯坦认为,由于“信息茧房”的存在,人们只会选择和接触与自己意见相同或近似的人群,采纳符合自己预期的观点,于是逐渐形成“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s)。


个人所认同的意见和观点,以及所感兴趣的事物,都会在这种传播场域中得到“正反馈”式的激励和放大,所谓“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照此推理,“回音室效应”会导致人们成为认知上的“井底之蛙”,误把“私域”(某圈层)的事物和观点等同于“公域”(全社会)的事物与观点,进而形成“刻板成见”并在与圈层以外的意见与观点对冲时或感到迷惑茫然,如同见到无法理喻的“外星人”,或走向认知上的极端和表达上的极化,成为群体化事件的温床。(图源网络)


 参考资料 

【1】喻国明.网络舆论的“后真相”辨析 ——以2018年年度争议新闻事件为例[J].新闻与写作.2019,(05):57-60.
【2】支庭荣,罗敏. “后真相”时代:话语的生成、传播与反思 ——基于西方政治传播的视角[J].新闻界.2018,(01):54-59.
【3】李彪,喻国明. “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话语空间与传播场域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4160条谣言的分析[J].新闻大学.2018,(02):103-112.
【4】杨瑞铭.后真相时代下调查记者的伦理法制素养缺失与重建——以“汤兰兰案”的报道为例[J].南方论刊.2019,(08):75-77.
【5】喻国明,冯菲.区块链对后真相的重新建构: “分散—聚合”模式的设想[J].现代传播.2019,41(05):1-4.
【6】吴飞,田野.新闻专业主义2.0:理念重构[J].国际新闻界.2015,(07):6-25. 
【7】潘忠党,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J].国际新闻界.2017,39(10):91-124.
【8】吴飞.新媒体革命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公民新闻运动与专业新闻人的责任[J].新闻记者.2013,(03):11-19.
【9】周逵,顾小雨.非虚构写作的新闻实践与叙事特点[J].新闻与写作.2016,(12):83-86.
【10】姜奥.写作平台的情感传播机制研究 ——以微信公众号 “真实故事计划”为例[J].新闻世界.2019,(11):57-60.
【11】张笑晨.变动新闻业中的“非虚构写作”[D].武汉大学.2017.
【12】喻国明,曲慧. “信息茧房”的误读与算法推送的必要——兼论内容分发中社会伦理困境的解决之道[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9,(01).
【13】李欣鞠.个性化推荐算法下的“信息茧房”效应研究 ——以“天天快报”为例[J].西部广播电视.2019,(13):19-20.
【14】“朱旭去世”消息被证乌龙!一周两现,新闻专业主义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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